今天要讲的是“讲道德、有品行”，这也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一项内容。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明确指出：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

下面，我从三个部分探讨一下，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第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行。我们的道德品行既有来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内容，也有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第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即在当下，为什么特别需要讲道德、有品行。第三，从宏观上看如何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当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不是仅仅听我们讲课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

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行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治理的道，这个“道”不是“道德修养”的“道”;二是儒家君子个人应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因此，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君子的身体，不是今天在这里遵守这个行为准则，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这个行为准则;人多的时候做一套，没有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

从这点上我们能看出，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要做对的事情。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如果我们像追求天性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在负担的任务，就是不对的。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一样，而小人则不同，小人在一个人时喜欢干点坏事，但当他见了君子，他就怕别人看到他坏的地方，于是把坏的地方掩盖住，突出他自己的优点，而这优点可能是伪装的优点。《大学》中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做坏事，外人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可是归根结底自己做了坏事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

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有一个特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样，中国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去约束，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道德来管人;西方强调不要让人干坏事，中国强调让大家都成为圣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中西方的区别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国更强调个人的道德，西方更强调外在的制度约束。因此，不要总是把中国和西方割裂起来去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特点。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以看出，用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慎独是一个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同时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现这种儒家传统。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官员，字伯起，东汉弘农郡人，曾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看到黄金很生气，他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把你举荐给朝廷，让你为官，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品行，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杨震自己，但王密却是“君不知故人”。随后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没有人知道，就收下黄金吧。杨震又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杨震是在强调，你送我十斤黄金，两个人都是在做坏事，既然两人都知道这是在做坏事，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杨震说这句话的含义。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现的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坏事呢;而现在影视剧中表达的含义却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没别人知道，就可以随意做坏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其实是讽刺。因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句话关键是在强调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能再去做坏事，而不是说没人知道，我们可以随意做坏事。

那么，儒家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修养呢?因为它不仅是对于君子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治国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和基础，儒家的国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先要修身，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齐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让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运作，他才能去治理国家;最后，不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大臣，只有治理好国家，最终才能够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个使动动词，叫做“使天下平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就是使天下平和。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对于西方来说，先有氏族，氏族还是血缘关系;后来氏族变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缘了;部落又变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先有家庭，家庭慢慢发展变成氏族，氏族通过分封制将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构建起了国家体制。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黄帝分封了自己的25个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国家，这些国家又都听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实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个诸侯，据统计，这些诸侯中有600多个都是姬姓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过这样的分封方式，把一个家庭的结构布散到了整个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长江流域，形成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因此，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来治理国家，宗法制说白了就是家法。虽然后来又发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依靠皇帝个人的人生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强调治家、治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用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治理整个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一个叫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内容上有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有自己的内容，有从马克思主义这延伸下来的东西。

二是我们现在不仅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设，并且这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古代儒家道德修养来说，古代在治国上完全依靠道德修养。而我们既强调道德修养，也强调制度建设，两者缺一不可。

有人说，中国在古代时只强调道德修养，不注重制度，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要学西方。结果只顾制度建设，不要人的道德。实际上，如果人的道德出现问题，一样能够找出空子。因此，现在我们在治国上主要还是靠制度，但是同时也强调道德修养。

习近平曾指出，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做到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提高道德修养，关键在于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而不仅是要有外在的制度约束才有好的道德修养，更不能以制度不健全为理由来解释自己道德标准、道德修养低。

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特别是反复提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现在，党内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作风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方面体现在高官落马络绎不绝。从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3月，全国已有102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因为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谈到，反腐败还没有画上句号。另一方面，军队中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截至2015年12月，解放军权威部门共对外公布了52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查处情况。我记得90年代胡长清被查处时，大家就这个案例讨论了很多年，并用胡长清的案例教育大家。十八大以来，正国级干部已有一人落马(周永康)，副国级干部有四人落马(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不仅是高官落马，各个层面也都有很多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相继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自2013年开始运营，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切关注，广大群众喜欢在中纪委网站上关注案件的查处。根据《环球时报》统计，从2014年1月1日至12月29日，该栏目共发布691条涉贪腐消息。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中，中纪委平均每天查处1.90人。如果除去108天左右的节假日，日均查处人数为2.70人。并且，这只是中纪委查处的，我们的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查处的就更多了。因此，我们的腐败问题确实比较突出、比较严重。官员的腐败，肯定也有道德修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官员的道德修养肯定先堕落，才会腐败。

其次，基层官风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个不一定就是腐败，但现在基层确实有很多不良风气。比如，官场酒风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厌恶的事，不但社会厌恶，实际上干部自己也非常厌恶，但即使厌恶却还要做。并且，干部因为喝酒致死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比如，2013年7月23日，时任黑龙江亚布力旅游区开发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付晓光到镜泊湖旅游。东京城林业局是镜泊湖景区的管辖单位，当天晚上，该局党委书记孟庆安设宴款待付晓光。结果招待过程中，孟庆安因为陪酒饮酒过量引起突发心脏病死亡。2014年4月9日，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政府七名科级干部设宴欢迎新赴任的副镇长钟某，结果钟某还没赴任，次日上午就因为饮酒过量死亡。中纪委网站上也通报过多起全国官员宴请喝酒致死案。更讽刺的是，有的地方官员因为喝酒死亡，最后还被评为了烈士。这些都是在基层官风上出现的问题，都是很直观的。

更进一步来看，就是“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3.2万起，处理党员干部4.3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万人。

再有，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也有不同之处。腐败问题多是权力导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权力，恐怕想腐败也不太容易，所以腐败问题可能只发生在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身上。但作风问题却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党员身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权力的人也会有作风问题。讲道德、有品行不是仅针对领导干部的，而是针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

为什么我国当前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如此严重?

一是权力约束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有些作风问题也与权力有关，比如推诿扯皮，老百姓办事进不了门、办不了事等。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约束权力，规范政府运作流程，让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都有较好的制度去遵循。

二是个人道德修养堕落。这里可以通过正反两方面来理解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的意义。首先，从正的方面来理解。整体上来说，我们当前的制度确实存在一些漏洞，但这个制度漏洞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一样的，而大多数党员，不论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普通党员，绝大多数是没有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制度漏洞下，有的人犯了错误，而大多数人却没犯错误，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多数没犯错误的人心中有杆尺，虽然没人监督，但自己知道有的事不能做，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

中国古代也有好皇帝和坏皇帝之分，有唐太宗、明太祖这样非常清廉的皇帝，也有汉灵帝、明熹宗这样奢侈糜烂、贪图享受的皇帝。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这个区别显然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皇帝个人的道德修养。古代有句话叫“天高皇帝远”，意思是说皇帝离得很远，每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皇帝也监督不上，于是县令就成了该县的土皇帝，太守就是该郡的土皇帝。其次，从反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仅仅依靠制度，而没有个人道德修养、党性修养的配合，恐怕也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本身也是有空间的。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不让人干坏事。但是要让人自觉地做好事，光靠制度也是不够的。比如，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群众抱怨干部的作风不好，不服务群众，办事不积极主动等，有的制度规定一件事要用10个工作日、20个工作日来办，所以如果单从制度上来看，这些工作人员也没有犯错误。但是，有时在工作中，完全可以干得快一些，因为制度中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少于多少工作日，而将工作干得快一些可能就会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困难，让工作效率更高。而如果仅仅依靠制度，可能就不会做到这么好。

此外，如果我们的制度很好，但是却没人执行，那么制度还是会变成一张废纸，这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对制度的重要性。因此，解决问题，一定要谈制度，根子上要抓制度。但在谈制度的同时，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丢掉、彻底推翻。要在以往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让制度建设和个人思想结合起来。

这种道德修养的蜕变，很多时候是从小事做起来的。现在，有的人总是标榜自己大事不糊涂，只是在小事上犯一犯小错误。实际上，小错误能犯吗?不能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

比如，今天收一包烟、一瓶酒，吃几顿饭，明天再做些别的事，最后就可能滑向深渊，触犯党纪国法。比较典型的还有中国的烟文化。有段时间，党政机关就形成一种习惯：开会供烟、吃饭发烟，接待室每个房间都要预备两包烟。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曾这样介绍中国党政机关的这个特点。本来禁烟是政府倡导的，结果有的地方一方面倡导大家不要吸烟，一面又在工作中又带头吸烟，并用财政资金给每个干部发烟。这都是有问题的。

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山西河曲县原政协主席开会时曾花6万多元公款购买150条中华烟，参会者每人每天发一包。平时，大家可能觉得烟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但小问题往往会犯大错误。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在一次会议上的图片被网友发现，他旁边放的烟是南京卷烟厂出的九五之尊，1500元一条。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周久耕的个人收入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1500元一条的烟呢?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周久耕果然是有问题的，被查实贪污受贿几百万。

现在，很多人抽烟，特别是抽高档烟，未必是为了高档烟提供的不一样的感受，比如周久耕抽的九五之尊，强调的就是抽烟时享受的一种尊容。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人们抽烟不是为了烟本身，而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比较典型的是抽中华烟，很多人讲究要抽软中华烟。软中华也有区别，它的烟头分1字头、2字头、3字头，大家都讲究抽3字头的，说3字头比1字头、2字头都好，市面上3字头的软中华也较1、2字头的贵。但实际上，1、2、3的意思就是1车间造的、2车间造的、3车间造的，用料完全一样。但很多人其实不在乎它的味道有什么差别，而是在乎抽的烟是不是能体现自己的身份，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欲望。因此，从抽烟的小事上就能看出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这种膨胀今天可能只在抽烟这种小事上，明天会不会就发生在别的事情上呢。这种欲望被膨胀起来，我们就会有很多按照自己的正常收入负担不起的欲望。有些有权力、有机会的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滑向腐败的深渊。这是我们讲到的一定要注意小事小节。

此外，当前党员领导干部在道德修养上还存在表里不一的特点。这种表里不一体现在：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白天做人、晚上做鬼。

中国古代也有这种表里不一的人。隋炀帝杨广在成为皇帝前，可以算是中国历代皇子、皇太子清正廉洁的典范，是隋朝的道德模范。杨广本身非常有才华，他25岁时就作为总指挥，亲自征讨南朝的陈国，并领导完成了全国统一的使命。杨广在继位之前清正廉洁，住的是破旧的宫殿，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他的父亲隋文帝很欣赏他。相比较起来，杨广比他的哥哥废太子杨勇要强很多，因为杨勇喜欢贪图享受。隋文帝本身是一个很俭朴的人，由于杨广与杨勇的比较，最后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结果等到杨广真正登基之后，人们才发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他之前的清正廉洁、勤俭节约都是做给他父亲看的，是为了争夺太子的位子，而等到他真正成为皇帝不受约束时，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度、最奢侈糜烂的皇帝，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同样，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也有这样的特点。河南省曾有四任交通厅长先后落马，这四任落马的交通厅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上任时廉政口号震天响，但上任不久都被查出了巨额的贪腐事实。第一任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示，绝不收别人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结果最后被查实贪污几千万，1997年10月，曾锦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张昆桐上任后，提出了“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的口号，而在2001年3月，张昆同因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继任者石发亮，上任时也提出“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为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但最后，石发亮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董永安也曾担任过河南省交通厅厅长，他也有自己的廉政名言：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已之心。2012年11月，董永安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道德修养不在于能说多么漂亮的话，而在于真正做什么。说漂亮的话其实不难，真正难的是言行一致。我们说的是我们坚信的，并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来做，我们认为不对的事绝对不做，认为对的事一定要做。这才是道德修养最重要的一点。

当前，有些党员干部在道德修养、道德品行上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反复强调道德修养，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专门提出“讲道德、有品行”，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另外，强调道德修养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重要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要真正做好、实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要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明确指出“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制度要执行下去，除了靠制度自身的完善性、系统性之外，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制度的执行者有比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比较强的党性修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

这种经常打扫、照镜子、正衣冠，不是组织替你打扫房间，给你照镜子、正衣冠，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照镜子，自己看看镜中的样子符不符合自己的期望，哪里不符合就改哪里。这是我们强调道德修养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三、共产党员如何在宏观上做到讲道德、有品行

广大党员干部如何通过自身修养来拥有好的道德修养?

(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

这个最重要。诚其心是道德品行的前提条件。从中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来说，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自己得知道什么是对的。如果内心没有是非观念，那怎么按照道的要求做事?

1.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对于中国共产党员来说，诚其心的道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遵守鲜明的政治原则，珍惜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形成内在的定力;就是要有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就是要有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仰。

2.要以“四有”为标尺。“四有”干部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月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培训班学员座谈的时候提出的。为什么要在县委书记那样的场合提出这样一点?虽有制度约束，但县委书记实际上权力很大。所以，除了制度约束，他自己也要有约束。

(1)要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知道党在自己心中，有此标尺，做事时才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在按照党的要求做事。

(2)要做到心中有民。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透、看得淡。当然，可以争取合法合理的利益，这里强调的是公私分明。这一点在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有明确表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要求个人完全不谈自己的利益，但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要想得透、看得淡，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3)要做到心中有责。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4)要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就要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总书记后来也强调，“四有”不仅仅是针对县委书记的，任何党员干部都应该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二)要经常反躬自省

发现自己有问题，就要立即改正，要做到闻过则喜，有则改之。习近平同志讲，要时刻反躬自省，就像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

1.要慎思

(1)要管住自己的欲望。“表哥”“表叔”不是要体现自己时间观念强，而是要通过“尽显奢华，贵族体验”“尊享品质”等来彰显他们作为领导干部多么会享受，多么与众不同，最终导致自己滑向深渊。欲望只要一膨胀，就会在所有方面都膨胀，就很容易犯错误。

(2)要管好自己的家人。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都与自己的家人有关系。当然，他自己和他家人，谁把谁拖下水，还不太好说。令计划的很多亲属都有贪腐问题。苏荣的腐败也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一家老小几乎都参与其中。不仅自己滑向深渊，家人也去监狱里“团聚”了，这是很悲哀的。

2.慎微

关键要注意小节。一般来说，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大家的言行都会差不多。因此，更关键的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要做得好。比如，当我们遇到红灯，又恰逢有车有人时，我们肯定不会闯红灯，但如果没车没人时，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就要做到即使在没车没人时，也不能贪图近路直接过去，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我们要把这种遵守规则的意识植生在自己的内心中。

习近平同志强调，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古人云：“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在推杯换盏中放松了警惕，在小恩小惠面前丢掉了原则，在轻歌曼舞中丧失了人格，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小事当慎，小节当拘，确是对领导干部的金玉良言。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身修养。这是慎微的一个意义。

3.慎交友

慎交友不是指领导干部一定不能和商人有往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招商引资和发展地区经济时就会涉及一些和商人的往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做省委书记时对这个问题看得就比较清。他讲到，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要亲商、富商、安商。另一方面，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

很多落马官员的背后都有一个个商人。比如，刘志军、丁书苗等人，再比如，刘汉和周永康、李春城、白恩培等人的很多案件都有关系。很多受贿者认为自己和行贿者的关系很好，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实际上，有的企业家只是在揽工程行贿时说得好，结果一到纪委那里，就变得很痛快，甚至直接问是要调查哪位领导，他们直接交代，这样就能让自己成为污点证人。再有，对于官员来说，不论是岗位还是待遇都是组织给的，所以一旦受贿，就会失去这一切，但对于企业家而言，即使他们进了监狱，他们以前的合法收入还是自己的，比如黄光裕，虽然他现在还在服刑，但国美还是他的。

(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方面是制度建设的问题，要使制度公开透明。另一方面，这也是党员自身道德修养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做到办事公开透明，努力接受大家的监督，不要带有情绪、不要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实际上，有人监督才是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更多保护。因为有了大家的监督，自然就有人给你证明有没有问题。同时，有人监督也可以帮助我们自省、自审，提高自身修养。

讲道德、有品行，不仅在讲，更关键的是在做，要在日常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